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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范文精选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范文第1篇

从公元初开始,以《圣经》、保罗等使徒、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等的思想为主体,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一直保持着一种连贯性;这种思想体系从罗马帝国后期以来,一直是欧洲人民信仰和遵从的思想观念。但到了中世纪末期,也就是16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以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为代表的新教,对传统的基督教做了重大改革,而且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上获得了相当多人的支持、赞同和接受。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新教的教义,以及她与当时欧洲社会现实的关;并说明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对韦伯原意的一种误读。

一、因信称义的新教思想及其社会含义

一直以来,罗马教会都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罗马教会从来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解释《圣经》的权利。但以路德为代表的新教宣称:这个权利并不专属于罗马教会,它属于每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最重视的问题是“如何得到拯救?”对此,路德的回答是: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人通过诚心诚意的对上帝的信仰,和上帝的“义”发生了联系,就可以摆脱自己的罪。一个基督徒,凡已为自己的罪诚心感到内疚的,他的的罪已得到完全的赦免。他认为:信仰就是毫不犹豫地接受和拥有福音。全体基督徒都是教士,都有资格站在上帝面前,为自己和别人祈祷,并在宗教的事情上互相开导。在这个问题上,加尔文和路德是完全一致的。

可是这样一来,罗马教会乃至大大小小的教士,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按照路德的观点,他们确实没多少存在必要。新教运动就是要拒不承认罗马教会的权威——不论是通过教皇还是宗教会议表现出来,新教认为《圣经》中神的启示才是唯一最高权威。新教反对教会凭它手中握有天国的钥匙,自封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基督教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圣经中的话是上帝所授意的呢?对此,传统基督教的精神领袖奥古斯丁说:“如果不是公教权威推动我相信福音,我是不会相信的。”1而路德则以内在的体验来作证:“上帝必然在你心中说:这是上帝的话。”2所以,只有“圣灵在内心的见证”才是圣经乃至神的启示的唯一最终证明。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他个人的圣经,那“临到他心中”的圣经。

另外,新教还对基督教义以及基督教会的很多传统做法作出了革新。多纳德·卡根在《西方文明的遗产》中指出:“宗教改革运动消除或者严格限制了下列传统做法:强制性绝食,密室忏悔,圣物崇拜,圣殿朝拜,守夜,对死者每周、每月、每年进行的祭奠,相信炼狱,拉丁式的崇拜仪式,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和节日,每天必须的祷告时间,教士必须单身,教士在税收和司法上的豁免权,对教士进行的传统神学教育,关于开除教籍的一系列规定,等等。”3新教还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传统基督教认为女性的本质是淫荡的,所以中世纪充斥了大量歧视女性的文献。新教则认为女性在家庭、在工作中都是男性平等的伙伴。路德说:“设想一下没有女性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家庭、城市、经济活动、政府都将不复存在。”4由于新教的这种主张,早在16世纪20年代,新教城市里的女性就获得了离婚的自由;而为了使女性免受过度的辛劳,避孕和节制生育也成为新教流行的社会中受到尊重的做法。新教还有一些重要的思想,比如“预定论”,比如给予节俭和勤劳、乃至做生意、盈利等商业行为以道德肯定。这些都是和传统基督教相悖的。

当然,新教的思想绝没有彻底和基督教决裂,它仍然遵循基督教的根本立场。路德从来没有怀疑三位一体和基督是神这两条教义。他反复强调:他与真正的基督教会是一致的。他坚信:“谁想得救,保持正统信仰是首要的,人若不能全面地、纯正地保持这信仰,他无疑就将永远毁灭。”5我们知道,基督教从来就是教导被压迫压榨的百姓们要服从现存秩序,在这个问题上,它和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的国王、贵族们,立场是一致的——虽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对立,这就像中世纪的国王和贵族虽然矛盾重重,但在压迫压榨百姓上,利益则是一致的一样。路德继承了基督教的这一传统。他曾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一文中写道:“基督徒是所有生物中最自由者,不会服从于任何人。”6但在德意志闵采尔农民起义的时候,他立刻变脸,他说:“即使有的统治者不正义或者邪恶,也不证明反抗就是正当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惩罚邪恶的权利,世俗中的邪恶只能由佩剑的世俗统治者来惩罚。……上帝和世俗的正义、物质财富的分配无关。”7接着,他写了《杀人行劫的农民暴徒》的小册子,呼吁:“任何人都要服从上面的权利。”他号召人人起来把这些反叛的农民斩尽杀绝:“在暗地里或者公开场合揍打、绞死或者刺死他们,让他们记得没有任何东西比反叛者更有毒、更有害和更加像魔鬼。”8

所以,新教的思想与中世纪传统基督教思想的共同点,较之与近代思想家的共同点要多得多。他们提出的问题、采取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不是近代的。第一,和传统基督教一样,新教也是同意文化必须统一在基督教的感召和调节下这个观念,新教从未设想过存在一种世俗文化,在那里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第二,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新教也是从未设想过政教分离。第三,新教也是认为:人们必须具有统一的教理和教规,决不允许今天我们所习惯的心灵自由。所以在新教统治的地区,同样对被自己认为的异端进行镇压:异见份子在加尔文控制的日内瓦被烧死,这被日内瓦人看作罪有应得;美国的清教殖民地为了保持信仰的统一,鞭打贵格派和浸礼派教徒,然后把他们驱逐出境;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他设想和憧憬一个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社会,没有人会为信仰的不同而遭受苦难和惩罚,但他在清教的英国被处斩首,因为他不承认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9

上述新教与传统基督教的这些共同点,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同样有很多相通之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假设说:在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比如罗马帝国和西方中世纪,比如中国古代,人们之间只能依靠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的方式团结和组织起来10;那么,官方为了社会的统一、团结和安定、长治久安,就必须创造或者抓住某种思想体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比如罗马帝国的国教、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或者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然后,官方就要用自己的政治力量,保证政教合一(在对百姓进行现实和思想上的统治方面),保证用这一思想体系进行文化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不仅是欧洲和中国的农业文明是这样,在古代阿拉伯和古代印度,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具有同样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

要理解新教思想为何在当时的欧洲获得广泛欢迎,我们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欧洲现实。第一,这一运动是对天主教教会对社会财富巧取豪夺的一场反叛。当时的教皇和主教们过着王侯般的豪华生活,低级教士则常常开设旅馆、和进行其他的营业;而在出售教职上更是弊端重重,教职总是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据估计,教皇利奥十世出售了两千多个教职;教会普遍用自己把持的宗教权利为自己谋利,教士们为他们执行的宗教仪式收取昂贵费用,而且还进行宗教特许,即只要交钱就可以免受教会法律的束缚,比如只要交一个金币,嫡亲中表之间就可以通婚。直接导致新教改革的则是教会出售赦罪券,教会声称:购买了赦罪券后,购买者在现世和死后的罪过都可得到赦免。路德对此义愤填膺,他说:“教皇今天比最富有的克拉苏家族更富有,为什么他不自己掏钱来盖圣彼得教堂,而要向穷苦的信徒伸手呢?”11

第二,这一运动符合当时的民族国家兴起的需要。民族国家兴起这一政治态势的发展,必然要求、而且能够把教皇看作是一个“外人”,不想让这个“外人”再来干涉自己的事务。新兴起的专制主义的国王们要求自己在国内的绝对权威,而且,他们希望不再让教皇在自己的领土上征税,希望自己能对教会财产征税,甚至攫取教会的财产。所以他们倾向于支持路德的思想。

第三,新教改革去除了很多传统基督教中愚昧、形式主义的成分,使其能适应文明程度已有提高的欧洲人的需要。

罗马教会不同意新教的观点。面对新教的挑战,他们在16世纪中叶召开宗教会议,坚持认为教会拥有在解释圣经上的决定权。以后虽然又不断经历各种挑战: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天文学,培根的经验论,英国的自然神论,法国的自然主义,公开的无神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宗教的客观的社会学研究,等等,但罗马教会并没有动摇和妥协。在1864年教皇颁布的《邪教提要》中,列举了80种邪说,包括:泛神论、自然主义、唯理主义、信仰淡漠主义、放任主义、共产主义、自由教士会、政教分离说、现代自由主义邪说、关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邪说、关于教皇世俗权利的邪说,等等。并宣称:教皇乃最高权威,是永远不会错误的。从罗马帝国后期到中世纪的中期,传统基督教在欧洲占有绝对优势,反对者寥寥无几,所以不需要建立宗教裁判所;可到了中世纪末期,异端份子到处出现,罗马教会就建立了宗教裁判所,用火刑的方式来维持思想的统一。

较量的结果是:新教以其摆脱罗马教会思想桎梏的精神,以其对罗马教会盘剥腐化的反抗,以其对民族国家兴起的迎合,在欧洲获得很大成功:法国、苏格兰、瑞士、尼德兰以加尔文思想为国教;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则以路德的思想为国教,英国的国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混合体,但大体上可以归到路德的思想体系中;由罗马教会所坚持的传统基督教只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几个国家仍占统治地位。

16世纪既是宗教改革的世纪,又是战乱和暴动层出不穷的世纪。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之下,涌动着的是各种利益的争斗:各国国王和罗马教会的斗争,各国国王和国内贵族的斗争,农业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斗争,被压迫压榨的农民、工人和权势者的斗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斗争中,新教人士和传统基督教人士一样的残忍凶暴,决不心慈手软。直到17世纪,战乱和暴动才渐渐平息下来,互相对抗的各种社会势力才取得一个相对的妥协和平衡。

虽然路德和加尔文本人都主张统一思想,但宗教改革却使得欧洲在事实上向着宗教宽容迈出了一大步。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罗马教皇站在一边,对抗信仰路德教的诸侯,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最后达成妥协:“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在法国,信仰加尔文教的胡格诺教派——他们中间包括商业和金融业中最能干的一批人,和信仰传统基督教的人爆发内战,最后法国国王颁布敕令,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在今天的西方,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为普遍共识,但我们应该知道,欧洲人民的这一共识,是通过血与火的历程换来的,就像今天美国和南非的种族平等,同样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人们尊重自己的利益、信仰当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是要自觉地尊重他人的利益和信仰,却是一件再困难不过的事。

如果说在中世纪欧洲,对基督教的统一信仰是维系欧洲人民团结的一根纽带,到了宗教改革之后,这根纽带似乎断裂了。约翰·麦克说:“路德教、加尔文教以及其他新教教派的兴起,各个新教对罗马教皇的敌视,导致了作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欧洲的破裂。”12在这根纽带断裂之初,欧洲人民是不适应的,这也是当时的欧洲宗教战争不断的一个原因。后来欧洲人慢慢接受了各种信仰的人和平共处的现实,他们开始学会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人们由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

这一点在商业发达的荷兰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当时的欧洲人还未接受宗教宽容理念的时候,荷兰人已经在17世纪实行了宗教宽容。荷兰欢迎任何信仰的人来荷兰,这在那个将统一信仰等同于爱国主义的时代,是异乎寻常的。虽然荷兰的大部分人信奉加尔文教,他们却选出一位信奉正宗罗马天主教的人做总督。结果,荷兰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荷兰的银行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地的客户,而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商人则云集阿姆斯特丹。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荷兰建立,是毫不奇怪的。

下面我们将分析传统基督教和新教与欧洲工商业发展的关系,说明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对韦伯原意的一种误读。

二、传统基督教对工商业发展的态度和立场

不论是古代中国还是中世纪的欧洲,工商业都是在农业文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那时,在社会上占控制地位的道德是农业文明的道德;农业文明道德的奉行者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对于人们利用经济方式明目张胆地追求财产、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对于各种“专属于工商业的社会规范”,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反感乃至敌视。

中国的儒家有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则说:“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像李嘉诚、刘永行这样的富商,要是早生500年,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小人”,就像70年代末中国人看待第一批个体户一样。《大学》里

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去追逐财富的话,人民之间的团结就没有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所以,那时提倡的是这样的行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董仲舒语)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历代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是“重本轻末”。中国古代有四个传统的阶层,按社会地位的顺序排列为:士、农、工、商。商人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连他们想炫耀一下自己财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制,钱穆说:“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2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那么基督教就是欧洲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对商业的反感主要是通过儒家表现出来,而在欧洲中世纪,对商业的反感则主要是通过基督教表现出来。

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商人……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因而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3

阿士力在《经济史导论》中说:“《福音》……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人们要防止追求财富,因为那将使他们抛弃对上帝的服务并将使良好的种籽枯死。……基督神父由于有着这类教训,对异教世界的自私自利行为,曾起着一种有益的反感,那引导他们整个地谴责了追求财富。那还引导他们更向前进——乃至否认一个人有权以自己的东西来做他所愿做的事,甚至奢侈地享用他自己所有的财产。……然而,如果说一个人的力求致富行为是有罪孽的,那么难道贸易本身可以有正当的理由来辩护吗?这一问题,在中世纪时代,使许多人在良心上感到困惑。……无论如何,贸易对灵魂来说,是有危险的。”4

亨利·皮朗论述道:“商业复兴在各地引起道德矛盾。在整个中世纪,这种道德矛盾从未消失。教会自始至终认为商业利润是得救的障碍。与农业文明完全相适应的教会的禁欲观念,促使教会永远怀疑社会变革。……教会对利息的禁止,对以后几世纪的经济生活影响极大。它阻止商人去心安理得地发财致富,并且使商业经营与宗教教规不能调和。”5他认为:“市民阶级的需要同西欧的传统组织是这样的不相称,以至立即引起了猛烈的反对。他们与当时的社会利益及思想针锋相对。当时的社会,物质上由大土地所有者所控制,精神上由对商业极端仇视的教会所控制。……因既存秩序而得到好处的人,照例是要顽强地保卫既存秩序的,这不仅由于他们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同时也由于他们认为既存秩序对保障社会安全是不可少的。”6

很多人在比较东西方文化时,侧重于它俩的不同,比如儒家和基督教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也认为两者有很大不同。第一,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她有着作为宗教的本质特征。伊恩·罗伯逊认为:“宗教是社会共同持有的一套信仰和惯例,它引导人们相信存在着某种神圣的超自然的王国。”7儒家则不提倡什么超自然的王国。第二,作为一种杰出的宗教,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她给人以安慰、尊严感、希望。儒家在这方面就比较弱,它侧重的是论述现存秩序的神圣性,而中国人心灵上和情感上的需要,则更多地是到道家和佛教那里去寻找。

但我们也应看到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的相似性。同样作为农业文明社会中占控制地位的社会意识,它俩所提倡、主张、支持的,都是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

冯友兰论述道: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农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这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组织得最好的制度之一。儒家学说的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

经济条件打下了家族制度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现代欧美的工业化侵入,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8而作为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权威,亨利·皮朗对自己的领域自然十分熟悉;但他对基督教的论述,却有很多地方,可以和上述冯友兰对儒家的论述相比照:“(在中世纪,)教会居于显赫而重要的地位,并且掌握着经济上与道德上的支配权,教会拥有的无数大地产,其范围超过了贵族,正如在知识方面,教会也超过了贵族一样。……

教会的世界观非常适合当时以土地为社会秩序唯一基础的经济情况。土地是上帝赐给世人,使之能够在人间生活而期望永恒得救的。劳动的目的不是增加财富而是保持一个出生时的地位,直到从尘世转入永生。僧侣的修行是整个社会所憧憬的理想。追求财富必

然陷入贪婪的罪恶。……

放款取息是令人憎恶的事。从最早的时候起,就禁止教士放款取息。从九世纪起,教会也禁止了俗人放款取息。再者,一般的交易与货币交易一样,也是不名誉的。一般的交易对灵魂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交易将使灵魂不再考虑自己的最后结局。经商之人很难、可以说不可能取悦上帝。

不难看出这些原则与事实是多么的协调,教会的理想是多么与现实相适应。它为教会首先得到好处的那种情况提供了辩解。在这些世纪里,当每一个庄园都是自给自足的,而且经常构成一个自己的小天地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谴责高利贷、贸易、为利润而追逐利润更为自然呢?……

当然,理论与实际的距离很大,寺院本身也经常违反教会的禁令。但是,尽管如此,宗教精神对世界起到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至人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逐渐习惯了日后经济复兴所需要的新惯例,才习惯于把商业利润、资本运用、放款取息看成为合法的。”9

因此,基督教所奉为神圣的观念,和城市工商业者的行为有着天然的冲突,这一点成为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主要导火索。

三、新教对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的道德肯定

新教——准确地说,是加尔文教——的另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它对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的道德上的肯定。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和传统基督教有着很大的不同,并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相比传统基督教,加尔文教突出强调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对工作的看法,也就是它的“天职”观。传统基督教是反对营利性工作的,贬斥人们经营以获得财富的意图及活动。现在加尔文教宣称:上帝允准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他主张人们必须把劳动视为人生的目的,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因此,新教“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韦伯语)13人们有责任赚钱,因为这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同时,加尔文教给予勤劳、节俭、守诺、诚信等给予了积极的道德肯定。

当然,另一方面,加尔文教仍然全盘保留了传统基督教中上帝、拯救的观念。它同样认为唯一的价值属于上帝,人是上帝的工具,人必须按上帝的旨意行为才能得到拯救,从而死后进入天国。韦伯说:“对于它们(加尔文教),我们不能认为其教义说:对现世福祉的追求本身就是目的。这种教义在任何宗教改革家看来都不是重点,而灵魂的拯救才是他们的生活及工作的中心内容。”14因此,在加尔文教中现世的福祉仍然是被贬斥的。

新教仍然主张克制人的享乐欲望(虽然程度上较传统基督教为轻)。“对肉体诱惑的抵抗……并非是要反对理性地获得财富,而是反对非理性地使用财富。”15

“人只是财富的受托者,这些财富是经由上帝的荣耀才被给予人。他必须——就象道德寓言中的仆人一样——向上帝说明他的每一分钱是怎么花的,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乐而不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化掉了任何一点钱,那将至少是危险的。……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有着向上帝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在他的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在这方面,他服务于上帝就像一个温顺的服务员甚至是上帝的赚钱机器。他占有财富越多,他的责任就越大。这种责任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能使财富减少,二是要用不懈的努力来增加财富。”16因此,“新教徒厌恶剧院,不仅不容忍而且绝对排斥色情和裸体,……闲谈、奢侈品、虚荣的装饰,都被定义为没有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不是为上帝的荣耀服务的。新教的这种禁欲主义态度尤其表现在个人的打扮和时尚服装上,……新教摒弃所有对感官享乐的崇拜。”17“自发的无节制的冲动的表达是值得怀疑的,只要它变成了一种完全的享乐,或一种骄傲感,或粗鄙的本能,它当然就要受到谴责。享受生活的冲动,无论是从事体育活动,还是去舞厅跳舞,都是理性的禁欲主义的敌人,因为他们会使人偏离作为天职的工作以及偏离宗教。”18让我们继续看看新教以后的发展。

如果说传统基督教中的人是全心全意地倾心天国的话,那么新教——即加尔文教——中的人已经是头在天上、身子在地上了。新教中的人已经开始不那么拒斥、贬低现世生活了,现世生活已经开始透露些许的暖意。这种宗教的现世化倾向沿着自身的道路发展着,从而变得日益彻底。人要全心全意地投入现世了,只要他们能在现世找到快乐幸福。“物质财富正日益获得并最终确立了对人的生活的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9新教徒在不断增长的财富面前真能做到坐怀不乱、始终如一地抗拒享受财富的诱惑吗?人会在贫穷潦倒的时候去皈依上帝,在没有能力享受的时候去禁欲,而一旦物质财富在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中结出累累硕果时,宗教的根就慢慢死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韦伯引用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的话说:“增加了的财富的占有者必将接受财富的诱惑,人们变得不那么禁欲了,人们变得追求骄傲、对现世的爱、享受。以禁欲和对上帝的爱为特征的宗教精神衰落了,世界变得功利主义了。”20现在,人们虽然仍在忙忙碌碌,但那只是在追求现世的物质利益,而不是在想着如何为上帝增加荣耀了。“天职观已经象宗教那样死去了,当天职观已不再跟最高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相连,不再起因于经济的被迫无奈,人们就不再需要它作自己经济行为的正当性证明了。在这种发展的最高峰,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完全脱去了宗教的外衣,剩下的只是现世的热情。”21

一百年前韦伯对这一趋势的洞察今天看来是大致正确的。今天,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宗教的影响确实在稳步下降。伊恩·罗伯逊说:“社会学家们普遍(尽管不是一致)同意世界正在走向世俗化,……在人们已经研究的因素中,包括人们用于修建新的宗教建筑的款项的变化趋势、牧师威望的下降、在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场合举行婚礼的比例、每年出版的宗教书籍的数目、在公共画廊里展出的宗教绘画与世俗绘画的比例。这些衡量标准都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22

可是伊恩·罗伯逊又指出了一个似乎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今天的西方世界和中世纪相比,宗教热情下降了很多;但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内部,最为“世俗化”的美国,却是信仰者最多的国家,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40%的美国人平均每周要去教堂做一次礼拜,而英国的这一数据却只有15%,这又是为什么呢?他给出了两种解释。第一,西欧等地的教会一般都因为坚持其传统的观点,结果被日益推到社会的边缘——想想上面提到的《邪教提要》;而美国的教会则通过使自己变得世俗化,而始终保持着靠近社会的中心。第二,虽然很多美国人去教堂做礼拜,但那已经不是像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是去忏悔和寻求拯救了;而是去寻求对“美国的生活方式”的集体认同。“大部分美国人往往将宗教主要用于社会目的而不是宗教目的,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找到了彼此间的共性,在他们的信仰中,为美国强调的睦邻、自助、个人主义、辛勤劳动的价值标准找到了理由。”23

四、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

是工商业者们的经营盈利活动,导致了其对自身伦理正当性的社会要求(正如传统社会中的特权阶层,要通过宗教寻求自身统治特权地位的伦理正当性证明一样),从而导致了对加尔文教的普遍接受、赞同和推崇;还是反过来,是这种新的伦理性宗教,促进乃至决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的发展,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显然,当加尔文教获得广泛传播和接受以后,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其突出表现在:通过工商业活动赚钱盈利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成为在道德上值得肯定的事情,成为在社会上公开的、得到公认的、合法合理的事情。想想传统基督教对工商业赚钱盈利活动的贬斥和压制,就可以知道工商业者们为何那么欢迎加尔文教。“伴随着站在上帝无上荣光面前的意识,伴随着确切地被上帝祝福的意识,那些市民阶层的工商业者们……能够听从自己赚钱盈利的欲望去行事了,而且感到他是在完成一种责任。”24正因为加尔文所主张的新教认为“作为天职的工作是获得荣耀的唯一手段,”25所以,“只有通过完成作为天职的职责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的观念,是多么强有力地推动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意义上的生产力的提高。”26

为了强调加尔文教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韦伯还分析了其他宗教。他认为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孔教、伊斯兰教等,都对资本主义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没能出现。

对于韦伯的这个观点可以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第一,世界上第二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发生地——英国,奉行的国教就不是加尔文主义。而且从今天看,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在发展,但却没有几个国家在奉行加尔文主义。也就是说,没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资本主义同样可以在一个社会体中发展出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这些社会体中,虽然可以没有加尔文主义,但一定会有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正名的其他主义出现,这些主义虽然会在内容上和加尔文主义相差很大,但在“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正名”这一点上,一定和加尔文主义相似。

第二,很多社会体都发生过工商业者的盈利活动,伴随着这种活动,都出现了一些类似加尔文主义的社会观念,但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比如,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工商业的经营盈利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那时中国的工商业者没有听说过加尔文教,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商业道德,比如对勤俭、守信的推崇,对商人社会价值的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经商同样是一种“事业”,甚至是一种“创业垂统”的事业——这四个字在中国历来是被用于形容帝王的,这些都和加尔文主义有相似之处。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在引证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余英时指出:“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勤’与‘俭’两大要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到了明清时代,这种勤俭的习惯便突出的表现在商人身上。……在明清商人伦理中,‘诚信’‘不欺’也是占有中心位置的德目。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特别强调中国商人的不诚实和彼此之间毫不信任。他认为这和清教徒的诚实和互信形成了尖锐的对照。……韦伯的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以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情形而言,中日研究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肯定了中国商人的诚实不欺。……韦伯不能直接利用中文材料,所以这一层可不深究。……明清商人的勤俭持家究竟是出于哪些动机呢?以世俗动机而言,中西商人大概相去不远。甚至中国人所谓‘为子孙后代计’的观念在西方也并不陌生。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倒是超越性的动机。明清商人当然没有西方清教商人那种特有的‘天职’观念,更没有什么‘选民前定论’,但其中也确有人曾表现出一种超越的精神。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一历史文献称一位商人‘创业垂统’)此处用‘创业垂统’四字实在非同小可。这四个字从来是开国帝王的专利品,现在竟用来形容商人的事业了。这一新用法所反映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不容忽视的。……商人也发展了高度的敬业和自重的意识,对自己的‘名’、‘德’看得很重。”27

余英时论述的中心是:韦伯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新教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不同,造成了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而事实上在明清时期,中国文化中已经有很多类似于西方新教文化的内容,因此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并不是由文化的不同造成的。那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余英时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的:“明清商人所遭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明清的‘君主独裁’或‘国家与官僚’对商人的影响。以盐商为例,他们一方面固受君主专制下官僚体系的保护,但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构成他们发展的终极限制。……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有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28

第三,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有一个被接受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之所以能得到广泛传播,就因为它切合了当时欧洲人悲观主义的心态。如果加尔文主义具有某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决定性魅力,能令听者——不管是谁——无不动容、无不动心、无不接受,原来都觉得经商赚钱是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现在听了加尔文主义的一番教导,恍如醍醐灌顶,立马改变观念,认为经商赚钱实乃天经地义,那么资本主义当然会由此走上平坦大道。可是,事实上,加尔文主义并没有这般魔力,愿意接受它的只是一部分人。伯恩斯说:“加尔文主义不仅在瑞士受到大众的欢迎,它还传到了贸易和金融已经成为主要事业的大多数西欧国家。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和荷兰的新教教派的成员,都是加尔文派的教徒。加尔文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宗教,虽然它必然也从别的阶级吸收信徒。它对现代伦理道德的形成和鼓励中产阶级的革命勇气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29因此,是先有资产阶级,然后才是:从事贸易和金融的资产阶级决定接受加尔文主义;而不是加尔文主义以自身的思想魅力,把人变成资产阶级。

韦伯在这里似乎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把社会观念看成了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似乎观念一经产生,就会固定不变,然后就用自身的倾向,决定着社会运动。比如印度教、佛教、孔教、伊斯兰教等。可是,人们是能够改变社会观念的,欧洲人民可以改变传统的基督教,把它从贬斥工商业活动改造为支持工商业活动,那么,其他民族的人民为什么不能改造自身的社会观念呢?既然儒家学说贬斥经商活动,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改造儒家学说,令它赞同经商活动,或者中国人民另外再造出一个支持经商的社会道德学说(比如本书前面提到的张维迎1982年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不就行了?究竟是一种学说重要,还是大家的现实利益重要?大活人岂能被尿憋死?中国“天朝大国”的优越感固然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但真的面临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大清朝不也是连祖宗之法都顾不上了,而要进行种种变革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富国强民,不也可以打破一系列的思想观念的教条吗?

人们既能造出木船、也能造出铁船;西方人既能造出传统基督教,也能造出加尔文教;中国人既能搞出计划经济,也能搞好市场经济。所有这些产品——物质的、经济组织的、社会观念的,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的创造物。虽然人的创造物既会帮助人(加尔文教就帮助了资产阶级)、也会限制人,但它们归根到底是为“一个社会的控制性总体利益”服务的,而且当初也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的控制性总体利益才把它创造出来;如果当一个社会在总体上感觉自己的某个创造物对自己弊大于利、限制大于帮助,那这个社会一定会改造这个创造物、或者干脆把它扔掉;同时,如果社会感到需要创造一个东西出来服务于自己的某种需要,它就会千方百计地把它创造出来——除非条件实在不许可或不具备。

既然上述创造物都可以被人创造出来,那就蕴涵着我们对人的一个基本判断:人——不论东方西方——都具有创造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有的可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它一定存在。

但是,也许,我们对韦伯的上述批评都是出于对韦伯的误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这样说:“在这样一个研究中,……我们仅仅是试图说明在我们的当代世界文化中,在无数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宗教力量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只是想考究,这一世界文化的一定特点在什么程度上应归因于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想支持这样一个如此愚蠢而教条的理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只能作为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结果而产生;甚至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是这一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以下事实就是对这一论调的充分驳斥:在这种宗教改革出现很早以前,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一些重要形式就已经出现。我们只是想确定,在资本主义在质上的形成和量上的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宗教力量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的什么方面可以追寻到某种宗教上去。”30

所以伊恩·罗伯逊说:“韦伯的理论经常遭到误解和歪曲,甚至在大学教科书中也难于幸免。韦伯理论的意图既不是要反驳马克思关于‘通常是社会造就信仰体系,而不是信仰体系造就社会’的观点,也不是要证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起因’。韦伯只不过想表明新教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只是将这种思想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假说提出来。”31

今天的西方社会——工商业的、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化的、福利化的社会——是如何从欧洲产生的?

它产生自人们永恒的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产生自人们进行分工合作的意识,产生自人们从事工商业生产的能力,产生自人们组织起来改造坐寇式国家的勇气和能量。它既产生自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又产生自人们不断结成的整体共同利益以及对这种整体共同利益的自觉认识,产生自人们为了整体共同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妥协精神,产生自人们对某些社会规范的自觉自愿的认同和遵守。它既产生自对传统的一定程度的珍惜和继承,更产生自对传统的改造和扬弃,对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精神的充满智慧的创造。它既产生自人们对人际关系规则的艰难改造,也产生自每个人同样艰难的自我改造。它既是一个自发自然的进化历程,又包含了每一个人从未放弃的主观努力。这个历程充满了无数的泪水、汗水和鲜血,充满了无尽的困惑、希望和憧憬。终于,人们从古罗马直到中世纪的残暴、愚昧、专制、压迫压榨、贫穷中走出,发展建设出一个相对富裕和文明的新欧洲。

还有一点就是:中世纪欧洲分散的多政治中心的格局,以及这些政治中心之间互相竞争的关系。

注释

1~2.转引自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39页

3~4.donaldkagan/stevenozment/frankm..turner,《thewesternheritage》thirdedition,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83,395页,399页。

5.转引自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46页。

6~7.转引自johnp.mckay/bennettd.hill/johnbuckler,《ahistoryofwesternsociety》,thirdedition,pany,1987,436页,437页。

8.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00页。

9.本段内容参见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93页。

10.参见拙文“基督教如何赢得古代欧洲人的心”。

11.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18页。

12.johnp.mckay/bennettd.hill/johnbuckler,《ahistoryofwesternsociety》,thirdedition,pany,1987,458页。

13~21。均出自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转引自《thetheoriesofsociety,foundationsofmodernsociologicaltheory》,thefreepressofglencoe,inc,1961,1261~1264页。

22~23.伊恩·罗伯逊,《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一版,574页,562页。

24~26。均出自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转引自《thetheoriesofsociety,foundationsofmodernsociologicaltheory》,thefreepressofglencoe,inc,1961,1961~1264页。27~28.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34~248页,261~262页。

29.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06页。

资本主义范文第2篇

第一,在我看来,东北新世纪发展战略应当包括一个内容,即保持东北经济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因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不说我党从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后的22年武装斗争史,就说我党在东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牺牲了多少人?三年解放战争,我们在东北战场又牺牲了多少人?这些革命烈士前仆后继、英勇战斗、壮烈牺牲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东北和新中国吗?任何有损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如果东北经济中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了,社会主义事业在东北地区失败了,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难道我们不是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吗?

第二,目前在我国,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盲目崇拜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股错误思潮正在严重损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理论战线上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盲目迷信中解放出来。要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貌似强大、实际虚弱的本质;不要被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所迷惑。

我们要把崇美思想与向资本主义学习、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合理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区别开来。在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上,我们面前有两种人。一种人主张向资本主义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另一种人主张向资本主义学习,是为了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显然,我们必须坚持前者而拒绝后者。

现在进入正题。

一、究竟是“新经济”,还是“资本主义”

1999年4月,当“新经济论”、“知识经济论”、“网络经济论”等等为资本主义制度高奏赞美歌的论点从美国纷至沓来的时候,当我国一些经济学界人士(不包括在座诸位)跟着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鹦鹉学舌的时候,我应邀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北大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发表过一篇演讲,题为《论美国“资本主义”》。我在那篇演讲里指出,美国的所谓“新经济”基本上是由股市泡沫和种种金融衍生品交易构成的虚拟经济,因而基本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它是由三权分立的美国资产阶级政权一手造成的,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衰落阶段的重要标志;并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必然破灭。当时,我在国内外经济学界都是少数派。现在,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年零八个月,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在国内、特别是在国外,对美国“新经济论”的批评者开始增多了。这里略举数例。

第一篇批驳美国“新经济论”的文章,发表在2001年1月6日出版、在报道和评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方面颇具权威性的英国《经济学家》上。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不要谈论“新经济”》。文章第一段是这样:“目前正在发生的证券市场心理的逆转,是几十年来最突出的一次。仿佛仅仅是在昨天,华尔街的证券分析家们差不多还在一致为所谓的新经济喝彩。他们劝告人们:把那些陈腐的证券价值模式扔掉吧!把那些对公司利润(已经发生或者预测)的愚蠢担心扔掉吧!把工商业周期扔掉吧!欢迎新闻媒体的宣传、发烧的股市利率和它的全球规模吧!啊,把谨慎忘掉吧,慎重是一种新型的鲁莽。这些鼓吹者中的一位代表当时竟然扬言:在现在这种时候,唯一的危险就是退出证券市场。”文章在讲了华尔街高科技股市的崩溃(2000年一张股票市值达100美元,现在仅值一美元50美分)和“新经济”鼓吹者事后诸葛亮式的辩解并反过来指责投资者以后写道:“现在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对高科技公司的前景所产生的悲观情绪普遍上升。这不仅对那些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从事投机而倾家荡产的家们是坏消息-他们活该,不值得任何同情-即使对大批无辜的人们也是如此。……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经济破纪录的增长部分地是由高度攀升的证券价格导致财富增长所推动的。人们感觉到自己富裕了,因而疯狂地花钱。证券价格下坠将起同样的作用,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就是不再花钱了。如果华尔街突然从欢欣鼓舞转为悔恨交加,此事本身就证明,在未来几个月内,一场经济硬着陆正在降临。它具有充分的依据要朝这个方向走。”文章在这里所说的“硬着陆”,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全文看,这篇文章主张发展实体经济;尽管这样做发展的速度会慢一些,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靠股市泡沫发展经济,速度虽然快,但终究要垮下来。应当说,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的。

第二篇文章发表在《经济学家》的《展望2001年》专辑上,作者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叫罗伯特·鲁宾。此人原先是华尔街著名的戈德曼-萨克斯投资银行的负责人;后来从政,曾先后任克林顿政府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长,现任花旗银行的负责人。这位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的人在克林顿政府任职期间,是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1997年袭击东南亚、突破其金融防线、引发亚洲和世界许多地方金融、经济危机的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现在,金融危机眼看就要降临到美国头上了,此人却摇身一变,成为金融风险的反对者。他在这篇题为《持谨慎态度是明智的》文章里,实际上否定了美国的所谓“新经济”。他说他对金融风险有三种担心。第一种担心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基本原因至今仍未完全消退”。“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失误和结构性失灵造成的,同样也是由于工业国家资本过度外流。”这段话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事实,但主要是自我辩解。第二种担心是,“新的信息技术完全可能会带来脱胎换骨的改造,肯定会大大提高生产率。但是,这些经济实惠同时也可能导致对股票价格估价过高和对摆脱未来经济和证券市场行情下降后享有自由的过高期望。经济史是一部充满发展的历史。比如铁路、电力的出现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但是,所有这些发展都没有消除工商业周期。它们也都使人们过分乐观,以致后来不得不进行一番麻烦而痛苦的纠正。今天,弥补了我们经常项目赤字的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国内经济增长超过产出增长、较低的个人存款率和从历史水平看股市价格的偏高,都可能是过度行为,可能是对美国经济的真正实力、包括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能力的提高的过火反映。这就必须以软着陆或硬着陆的方式予以扭转……”他的第三种担心是,“新技术将改变金融服务。就客户连接和运行成本来说,可能是这样。但是,信息技术给银行体系、金融机构或证券市场带来的一切,无论如何都不会减少这种固有的容易过火的证券市场活动。事实上,由于全球几乎瞬间就可以进行的信息传递及其相互作用,以及交易速度加快和新技术使各种金融衍生品交易大量增加,这种危险会更大。”这就触及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实质。从作者所说的这三种担心中不难看出,这位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的人对即将降临美国的一场灾难已经感到不寒而栗了。

第三篇文章发表在2000年12月26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标题就是:《再见吧,新经济》。这篇文章的要点是:“新经济理论认为,计算机和因特网提供了高工资、高利润的前景,以致于人们可以无节制地花钱。按照这个逻辑,新经济是无懈可击的……”“因此,美国人为他们的狂热和铺张浪费找到了正当理由……”“问题是,这种逻辑没有留下失误的余地。它假设人们能预测新技术的后果,任何人都会万无一失地使这些技术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技术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经济,也没有消除工商业周期。”“虽然想象中的财富是一种幻影,说明人们过分乐观或者是贪婪,但由此引起的开支产生了影响。开支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利息率,增加了生产。是高需求、而不是高技术提高了生产。正因为如此,生产的提高可能转瞬即逝。”“如果持续下跌的股市、高债务和对失业的担心使消费者感到不安,那就可能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由于人们的储蓄率低以及人们已经购买了各种物品,他们紧缩开支的可能性很大。……消费开支的减少可能影响利润、股票价格和公司投资,导致公司裁员和消费者信心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迹象已经出现。”“我们不能说新经济已经消亡,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它不过是一种思想倾向,已经在几乎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消失。”

第四篇文章发表在2000年10月17日的《亚洲华尔街日报》上,标题是:《引发科技股繁荣的六大神话》。文章说的六大神话分别是:1、“科技公司能在今后许多年里创造利润、销售额和生产率令人叹为观止的增长”;2、“科技公司不受像经济减速或利率上升这些普通经济力量的约束”;3、“垄断创造了所向披靡的优势”;4、“因特网的指数式增长方兴未艾,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会加速”;5、“前景比现在的利润重要”;6、“这次情况非同寻常”。文章指出:“这第六个神话的错误超过了其他任何失误。它是迷惑人们的种种神话中最根本的一个。……因特网、无线通信和电脑联网,以前很少有这样一系列现象像这样快地成为这么多人生活中这么大的组成部分。分析家们把这种情况比作以前的革命性发展,如电话、无线电、电视和汽车的普及。但是,科技迷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就连深深卷入一场科技革命的公司最终也必须面对市场力量。大多数早期的汽车制造厂家都未能幸存下来。20世纪20年代,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是最热门的股票中的两种。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在1929年免于与市场上的其他股票一起暴跌的命运。美国无线电公司最终丧失了98%的价值。”文章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说,科学技术摆脱不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的冲击。

最后,提一下美国《商业周刊》态度的变化。在美国垄断资本舆论制造业中,《商业周刊》是20世纪90年代高唱“新经济论”的主角,是它最先提出、大力宣传这种经济理论的。我在《论美国“资本主义”》一文的第一部分曾列举该刊“新经济论”的全部论点,然后才展开议论的。现在,连它的调门也变了。一向深信“新经济论”的该刊编辑迈克尔·曼德尔,现在也不信了。他专门撰写了一本书:《即将到来的因特网萧条》,并将该书的内容改写成一篇文章,在《商业周刊》上发表。该刊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指出曼德尔提出的警告值得重视。

由此可见,说美国的“新经济”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是站得住的。

二、2000年是美国“资本主义”惨败的一年

我在拙著《三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里已经援引具体材料说明,美国上一次经济危机不是终止于1991年3月,而是结束于1993年第三季度,同年第四季度开始复苏。1994年以来,美国经济的总体呈现增长状态。按1996年美元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994年第四季度折成年率(下同)为74611亿美元,1995年第四季度为76219亿美元,1996年第四季度为79313亿美元,1997年第四季度为82729亿美元,1998年第四季度为86545亿美元,1999年第四季度为90841亿美元,2000年第三季度为93695亿美元。就是说,从1994年第四季度到2000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共增长了19084亿美元,一年的总额已经快要达到十万亿美元了。照此看来,美国真不愧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国了。

但是,与这种国内生产总值高度膨胀同时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实,就是美国的物质生产部门从1998年以来一直陷于停滞状态。

物质生产停滞,而国内生产总值却不断增长。那么,它的经济增长点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股票市值上升的状况。

首先,我在《论美国“资本主义”》一文里,以华尔街历史最老的热门股(直译为蓝筹股)、由30家巨型工商垄断企业的股票价格组成的道·琼斯加权平均指数(以下简称道·琼斯指数)为例,说明美国统治集团越是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衰落阶段,就越是依靠金融过活。当时我对这个指数的历史发展是从1928年10月开始计算的(另一说为1896年),截止到1998年。在1973年以前的44年有余的时间里,这个指数平均每年上升21.6点;1973年以后的25年期间,它平均每年上升328.92点;特别是1995年2月~1998年12月,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它平均每年上升1300点以上;1998年年底,它上升到9274点。随后,它的攀升达到了加倍疯狂的程度。1999年1月~2000年3月上旬,在一年零两个多月的短短期间,这个指数竟从9200多点猛升到13000点以上,达到顶峰。

其次,说一下以科技公司股票交易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以下简称纳斯达克指数)。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成立于1971年2月。20世纪70~80年代,它发展较缓。由于它是以科技股交易为主,随着90年代下半期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新经济论”的出现和垄断资本舆论制造工具对这种经济理论大张旗鼓的宣传,纳斯达克指数即猛烈上升。仅1999年一年,它的指数就攀升了85.6%,接近3500点。2000年1月至3月10日,在仅仅70天(实际上没有这么久,因为要扣除周末闭市的天数)的时间里,它的攀高也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一下子就上升到5048.62点,达到顶峰。

再说一点概貌。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股市总值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2000年3月顶峰时期,股市总值达到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1%。另据日本《经济学人》周刊的统计,1995~1999年,美国的股市价格总额连续五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一倍以上。

我在这里还没有说美国的种种金融衍生品交易。这是一种更大规模的金融。在《论美国“资本主义”》一文里曾经提到,截止于1998年6月底,美国各种金融机构所拥有的金融衍生品总金额已达45万亿美元;现在这个数字就更大了。

上述几种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它们说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不是物质生产或曰实体经济的增长,而是靠金融吹起来的虚拟经济的增长。实际上,现在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物质生产或曰实体经济所占的比重不到30%。

由此可见,美国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它的躯体表面看来很肥大,但这种肥大基本上是浮肿。

既然是浮肿,就必然要消肿。

2000年3月,消肿的时间终于到来了。

先说道·琼斯指数。2000年3月上旬达到顶峰以后,它在3月14日即开始曲线下泻。4月14日再泻,从13000点以上降到10305点。此后即不断动荡,摇摇晃晃,起伏不定。10月起又基本上直线下降。10月13日,降到接近10000点;第二天,首次跌破10000点心理防线,降到9975点;10月16日,它进一步降到9660点。随后又曲线升降。2000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9日,它仍处于10786点的低位上。从3月14日到年底,它一共降了2214点以上。

但是,在这一年,跌得最惨的,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它从3月10日达到顶峰后,即开始大幅度下降。4月14日,它就从3月10日的5048.62点降到3321.29点。仅仅到这一天为止的一周、即五个交易日之内,包括拥有道·琼斯和纳斯达克股票在内的美国持股人所受的损失即接近两万亿美元。就是说,这接近两万亿美元的巨额财富在五天之内就化为乌有了!5月23日,它跌到3164.5点。在随后的三个月里,它在低位曲线上升。从9月1日起,它再次直线下跌。10月11日,它跌到3168.49点;11月10日,它跌到3028.99点;11月20日,它跌破了3000点大关,降到2875.64点。这时候,就有人宣称,纳斯达克指数已经跌到谷底了。但是,十天以后,即11月30日,它进一步跌到2597.98点。12月19日,它跌到2511.70点。第二天,即12月20日,它跌到2332.77点。至此,纳斯达克指数已从它同年3月10日的顶峰向下坠落了53%。到2000年最后一个交易日-12月29日,纳斯达克以2470.52点收盘。这一年,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创造了它成立29年以来最糟糕的纪录。2001年元旦刚过,纳斯达克指数继续下降。1月2日,即在格林斯潘先生采取突然行动的前夕,与2000年3月高峰时相较,这个指数下降了55%。

随着纳斯达克指数的惨跌和美国国民经济的恶化,道·琼斯指数和其他股市指数很可能进一步下挫。随着股市各种指数的崩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崩溃也将难以避免。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问题就更严重了。

仅就目前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论。从2000年3月10日以来,仅纳斯达克科技股的持有人所受的损失就高达三万亿美元以上。这一年,美国股市全面跌落,而以纳斯达克跌幅最大。如果再加上道·琼斯、标准普尔等指数的下降,美国股票持有人所受的损失至少在四万亿美元以上。就是说,四万亿以上的纸面财富在九个多月的短暂时间里就灰飞烟灭了。

我们把以从事金融投机为业的家们撇开不谈。正如《经济学家》所说,他们倒霉是活该,不值得同情。但是我们不能不提美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这场股票狂跌中所受的损失,因为他们是靠投资股市所得补充家庭消费开支的需要或者退休后靠它养老糊口的。

据美国联邦政府商务部人口普查局2000年12月公布,美国常住人口总数为28142万人。另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统计,1989~1998年,直接和通过种种投资基金拥有股票的美国人总数已由5230万人增加到8400万人。这就是说,早在1998年,股票投资就几乎扩展到了美国所有家庭。由此可见,2000年,差不多美国的所有家庭都由于股市狂跌而遭受了损失。

涉及面如此之广的严重金融资产损失,对美国经济(包括电子计算机软件业、半导体制造业、证券商行、银行业、美国工业的主体-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商品零售业,等等)的冲击就非同小可了。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狂跌。因为它涉及到高科技(这里指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二重性问题。

我在《三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一书里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加速垄断资本集团的资本增殖,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面前却是无能为力的。它不能防止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兴盛转化为衰落;它不能防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而且由于科学技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下发展,它本身的生产过剩也就成为引发经济危机的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垄断资本集团的经济政治统治,但它的发展最终将埋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论美国“资本主义”》一文里,我又简略重申了上述观点中的主要之点。但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新经济”学派不肯承认这些客观规律。他们不相信高科技会出现生产过剩,会引发经济危机。然而事实上,高科技的生产过剩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发生过(当时主要是电子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生物技术等),而且现在在所谓“网络经济时代”也同样发生了。

新华社记者陈如为2000年年底在从洛杉矶发回的一篇电讯中写道:“2000年可谓美国网络公司的‘大灾之年’。……此次崩盘中,首当其冲的是网络公司的股票,平均跌幅达到75%以上。岁末之际,美国网络公司的景况真可谓‘哀鸿遍野’。据彭博美国因特网指数显示,该指数旗下280家上市网络公司中,79家公司的股票过去一年里的跌幅超过90%,72家公司的股票跌幅为80%~89%,只有五家公司的股票跌幅低于5%。这280家公司过去一年里股票损失总额为17750亿美元。从股票市值来看,损失最大的是思科、雅虎、美国在线三大公司,分别损失2100亿、1020亿和920亿美元。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公司是以因特网为基础的网络零售商、完全依赖广告收入的网站以及向它们投资的风险投资商。”“据统计,1999年12月~2000年11月,建立的美国网络公司有22267家,其中16%已经倒闭,其余的均在不同程度上裁员和收缩经营。从硅谷传出的消息说,目前几乎没有不裁员的网络公司,几乎没有不收缩经营的网络公司,几乎没有股票不下跌的网络公司。”他援引美国梅林咨询公司研究人员的话说,95%的现存网络公司最终将“光荣牺牲”,生存下来的将只有5%。

问题还不仅仅限于网络公司;受到严重打击的还有包括电信、电子计算机制造在内的其他信息技术部门。这些产业的投资过高、生产能力过剩,直到2000年秋季才被人们发现,但为时已晚。从2000年秋到年底,这些信息技术部门的股票价值也有50%左右化为乌有。

难道这种情况还不算是生产过剩吗?难道这种生产过剩就不会引发经济危机吗?难道美国躯体的脂肪就不会因此而削减吗?

三、股市价格惨跌是金融的恶果

2000年美国股市价格惨跌,是很反常的。这是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政府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统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折成年率,2000年第一季度增长了4.8%,第二季度增长了5.6%。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很强劲的增长。按照正常情况,在经济增长强劲的时期,通常应当是股市价格上升的时期。然而在2000年第一、第二季度,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美国股市的突然崩溃恰恰是开始于2000年3~4月份。

那么,美国股市为什么恰恰在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的时期突然崩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从事大规模金融这种活动了。

这里说的从事金融活动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主要是:(1)拥有大量资金的商业银行。按照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上台执政以后制订的几道法律规定,商业银行是不能从事证券买卖业务的。但实际上,商业银行有的是空子可钻。它们照样可以使用种种方式从事股市投机。(2)按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制订的规章条例,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可以从事证券买卖业务。这就是掩耳盗铃。因为商业银行的控股公司是这些银行的主管机构,它们随时可以从其下属银行调动资金。(3)拥有大量资金的保险公司。(4)各种投资基金。(5)20世纪90年展起来的几千家“套利基金”。如此等等。尽管美国的持股者已扩展到8000多万人,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持有的股票数量不仅很小,而且极为分散,不可能形成为一股左右股市行情的力量。真正操纵股市走向的,是上述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

我在《论美国“资本主义”》一文里已经提到,股票市场与金融投机活动是相伴随而产生,相伴随而发展的。股票交易的规模越大,金融投机活动的规模也随之增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还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以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为主的大量资金在世界各地游动,到处寻找薄弱环节,实行突然袭击,从中牟取暴利。现在,这种资金总额已达7.5万亿美元之巨。由于因特网的建立和发展,金融家们有可能在瞬间把资金从世界各地迅速调来调去,为他们到处兴风作浪、牟取暴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97年对东南亚实行突然袭击,大规模抛售和收购当地金融资产,突破其金融防线,引发亚洲以及世界许多地方金融、经济危机的,就是这股力量。2000年秋,世界石油市场的实际情况是供过于求。在通常情况下,当时的油价应当下跌。然而发生的事情却恰恰相反,油价大幅度上涨。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与美国石油巨头关系密切的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石油交易所大规模收购石油期货,导致油价猛涨,使美国石油巨头的利润大幅度上升。随后油价猛跌,也是由于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在抬高油价后再大量抛售平仓的结果。

2000年3、4月份,在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的形势下,美国股市价格突然开始猛烈下降,同样是华尔街金融垄断资本从事金融所致。他们在证券市场上大规模抛售股票,准备在股票价格压低以后再从事收购。但出于他们意料的是,在他们大量抛售后,股票被他们抛售的那些公司利润率大幅度下降,国内生产总值也随之下降,美国股市的下跌因而呈现出一种不可逆转之势。他们企图在压低股价后从事收购、从中渔利,已经不可能了。因此,在这次中,他们赌输了。不少家在这次投机活动中大量亏本,有些家(包括企业和个人)甚至倾家荡产。华尔街金融巨头、世界著名的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上述在东南亚从事金融的有他,在世界石油领域从事期货的有他,这次在美国股市从事证券的也有他。不过这一次他赌输了。2000年4月,他将其基金投资重点转移到网络股,一下子就赔了50亿美元。他的基金集合的资金曾经达到200多亿美元,由于2000年在股市中输了,现在只剩下60亿美元了。事后他很懊悔。他说:“虽然我曾坚信技术股肯定会下跌,但我还是没有能说服自己早点儿脱手。”这就是典型的投机家心理。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会跌得这么惨呢?

资本主义范文第3篇

一、资本在社会化

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资源,资本统治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追求资本增殖和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动力和目标,其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在长期的资本主义历史里,资本表现为私人资本,企业表现为私人企业。在私人资本统治下的私人企业中,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对企业的财产拥有充分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这种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以社会少数有产者对资本的独占或垄断为基础的。正是这种独占和垄断,剥夺了社会绝大多数人——劳动者直接与资本(生产资料)结合的条件和权利,形成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劳动对资本的依附,从而导致财富在少数资本所有者一方的积聚和积累,贫困在大多数劳动所有者一方的蔓延和扩大。这正是形成生产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社会经济基础。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信用经济、股份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私人性和少数人独占的情况日益被打破,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股份公司的大发展。股份公司自19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不断扩展和深化而不断发展,今天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财产组织形式。股份公司的资本是通过发行股票从社会上筹集的资本,它本身就表现为社会资本,其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扬弃。这个观点马克思早有论述。他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对股份公司的性质和作用曾作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他说:股份公司“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又说“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财产。”而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2](P498-498)马克思的这些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即股份公司的资本已表现为社会资本,股份公司的企业已表现为社会企业,它是对私人资本、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自我扬弃。这是100多年前马克思说的。现在,股份公司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形式。1993年,美国注册企业为2100万家,其中股份公司占15%,但其资本占全国企业总资产的85%,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88%,职工工资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70%。[3](P41)1991年6月统计,日本资本金在10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共4195家,其中股份公司为4129家,占98.4%。[4](P63)而且,股份公司资本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是股份公司股权的大众化和法人化。战后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西方国家的居民收入也有很大增长,消费剩余不断增加,广大劳动者进入了股票市场。在美国,1953年直接持有股票人数为649万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4.2%;1985年增至4704万人,占20.1%;1995年为5130万人,占31%;如果加上间接股票持有者(指不以自己名义而以经纪人名义登记和持有股票者),1996年,美国43%的成年人和42%的家庭持有股票。[5]与股票大众化的同时,股票也在法人化,即购买股票的社会组织在增多。到90年代初,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控制了全部股份公司的40%的普通股,仅20家最大的养老金组织就持有上市公司10%的普通股。1949-1989年间,日本法人股东持有的股份在股份公司总股份的比重从30.9%上升为73.5%。股份大众化和法人化的趋势,表明少数有产者独占股权资本的局面已被打破,资本在日益社会化。

第二,企业“职工股份红利分配制”的出现和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滞胀”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宏观的国家干预和财政赤字过多,而在于微观的企业的劳动支付方式有缺陷,即资方拿利润、劳方拿工资的分配方式导致劳资对立、劳动费用上升、企业收益下降、竞争能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大力推行了“职工股份红利分配制”,即让工人拥有企业的股份。其主要途径一是政府以低息或无息贷款给企业作为基金,企业将这些基金分配给职工,作为职工投入企业的股份,然后企业每年从职工收入中扣除一定数额返还给基金会;二是企业以股份的形式支付职工的一部分工资,使职工成为企业的投资者。这样,企业职工就一方面以被雇佣者的身份拿工资,另一方面以企业一部分股份拥有者的身份分得一部分企业利润。政府倡导这种制度,企业采纳这一制度,是使职工收入与企来的收益状况直接挂钩,借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摆脱经济“滞胀”,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资本大众化和社会化的作用。1986年时,美国推行上述计划的公司有8000家,参加的职工有10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8%,到2000年,已有1/4的职工成了本公司部分甚至全部股份的持有者。

第三,人力资本化的发展。劳动从属于资本,资本统治和剥削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战后以来,这种情况有所变化,这就是出现了人力资本化的趋势。战后以微电子、生物工程和新材料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经济的增长,企业效益的提高,产品成本的下降,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主要是靠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利用实现的,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成为第一生产力。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人力资本”的理论,认为知识、专长、技能、信息等日益成为最重要的财富,成为新增价值的最主要的来源,成为最有价值的资本,从而人身股、科技股、概念股出现了,并日益成为股权中最受青睐的股权,“智产”的优势地位日益取代“资产”的优势地位。这样,战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日益壮大的依靠智力致富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中,不仅包括像比尔·盖茨这样的靠自己的知识、技术和才能发展成为亿万富翁的“创业型资本家”,也包括靠自己的知识和专长担任大公司总经理和理财、咨询、策划等方面的高级专家等“雇佣型企业家”,还包括不占有生产资料只以脑力劳动获得高收入的由公司高级职员、文化界、医务界、法律界、教育界的高级专家等组成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人员。这个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中已占20%-25%左右的人群是人力资源的拥有者,是靠人力资本的投入和运用获得高收入的群体,是西方社会的中坚。这个人群的存在和发展,表明拥有专长、技能、专利的人就握有了人力资本,从而开辟了资本社会化的广阔空间。因为任何健康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一定的专长和技能,从而都孕藏着拥有人力资本的条件。同时,人力资本的发展,也就是劳动力的资本化,从而意味着资本与劳动对立、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状况有所削弱,少数有产者独占资本的社会基础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被动摇,使资本从稀有资源变为市场经济中日益普及、日益共有的社会资源。

二、管理在社会化

人类生产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是个日益群体化和分工化的社会活动,因此人类生产必然存在着组织和协调的问题,也就是管理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筑在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高度社会化的大规模的生产,管理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日益成为专门的领域,成为提高生产经营效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独资企业占统治地位,其经营管理权完全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在股份公司出现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其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也多集中在大股东的手里。它们的经营管理都具有明显的个人独断性和对外封闭性。战后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经济金融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已同社会组织、公众和政府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了开放性的和社会化的管理体系。其突出表现是:

第一,从微观层面的企业来说,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的股份公司,其经营管理日益走向了公开化和社会化。其一,公司的经营由股东的直接约束(即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由股东大会决定,由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执行)转为由社会间接约束。这不仅表现在股份公司要定期地真实地向社会公示其经营财务状况,接受社会监督,而且在其具有决策地位的董事会中,必须有相当比重(一般为40%左右)的独立董事,即不握有公司股份和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董事,以制约董事会中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同时,由于存在规范运作的股票市场,对公司业绩的评价不仅来自公司本身和股东“用手投票”的评价,也来自股市中股票价格涨落和公众卖出买入其股票的所谓“用脚投票”对其公司实绩和前途的评价。其二,现代股份公司不仅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上发生了分离,连经营权也发生了分化,许多原来由公司自己承担的管理职能被委托给社会上的专业服务机构承担。如为企业收集、整理、提供信息服务和战略服务的咨询公司;接受企业委托为企业进行帐目清理、财务分析、财务管理的财务公司;为企业经营风险进行各种担保的保险公司,以及收款公司、送货公司、广告公司、资产评估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形成一个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的网络,使企业经营管理具有了更大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其三,在西欧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共决制”,即企业的重大事项由资方和职工共同决定的制度。如德国1975年通过的《共决法》规定,除煤炭工业外,一切行业的企业监事会和与之相适应的工厂委员会中,工人的代表不得少于1/2。企业的重大问题,如关厂、合并、改变工艺、受雇、解雇、调职、晋升、工资等级、劳动报酬、职工培训等,都由监事会和工厂委员会决定,每个代表一票,多数通过。这表明,工人直接参加了企业管理。

第二,从中观层面的产业来说,各产业部门都建有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它们与下属企业进行协商建立自律性的经营管理的规则、规章和制度,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同时,现代企业经营离不开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依赖。商业银行是企业经营资金的重要提供者,保险公司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担保者。而企业为了得到银行资金的及时供应,得到保险公司的有效保护,在经营管理上必须接受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监督。这样,不论是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都通过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相互制约和监督,使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了更大的公开性和社会性。

第三,从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来说,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政府是国民经济的调节者。政府通过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各种手段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发挥着引导和约束作用,从而使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更高的社会性。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前,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占据统治地位,在很长的时期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倡导“小政府大市场”和政府只对市场经济发挥“守夜人”的作用,强烈反对政府对经济、对市场和对企业的干预和调节。但是,在1929年大危机以后,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地接受了以政府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为基本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政府日益介入到社会再生产的所有环节和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形成了无孔不入和无所不在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状态和结果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调节不仅是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发挥其管理国民经济的职能,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社会化的延伸和重要表现。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调节一方面力图给企业的经营提供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规范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损害职工、公众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进行纠正和惩处,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更加规范和更加开放。

最后还应特别指出,现代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程度已经超出了一国范围,具有了国际性。战前,西方国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各自为政的,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甚至采取以邻为壑的经营管理战略和手段。现在,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企业要生存与发展,在经营管理上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与国际接轨,重视国际协调与合作。例如,凡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的企业的对外经贸活动,必须符合或体现WTO的原则和协定,否则就将被起诉和制裁。

总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管理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这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是经济信用化、股份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企业管理手段的电子化、网络化,为管理的社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现代企业资本的社会化为企业管理社会化奠定了经济基础。反过来,管理的社会化也推进了管理的网络化和资本社会化。

三、分配在社会化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分配社会化的意义和作用,比资本社会化更具本质性。一般地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度决定产品的分配制度,或者说资本所有权决定产品分配权,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但是,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在经济生活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因素,而是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甚至具有改变所有制和所有权性质的能量。也就是说,生产资料所有权、资本所有权、财产所有权等的经济意义或它们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实际收益上。如果它们没有收益,它们就失去了经济意义和价值;如果它们收益减少了,就意味它们的经济价值降低了;如果它们的分配对象和方式改变了,就意味它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企业分配权的削弱,就意味着企业所有权的削弱;企业收入分配的社会化,就意味着企业资本的社会化。战后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收入分配权在削弱,政府和社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加强,表现出分配社会化的趋势。

第一,政府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一般是经过两次分配,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企业内部的分配,即企业将企业的净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工资分配给职工,另一部分作为利润留给资本所有者。然后进入再分配过程,即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税把个人收入和企业所得的一部分集中到自己的手里,进行社会再分配。在西方国家,进入这个社会再分配的份额,在上世纪初一般只占国民收入的10%左右,而现在已达到国民收入的50%左右。而且,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采取累进税制,即收入越高的人纳税率越高,收入越低的人纳税率越低,因而税收本身就是对居民的初次收入进行了有利于低收入者的重新分配。然后,政府又将税收的50%左右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和日益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险(老年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工伤社会保险、死亡遗属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等);二是社会救助(自然灾害救助、城市贫困者救助等);三是社会福利(住房补贴、儿童补贴、高龄老人补贴、教育补贴等)。由于社会成员的家庭状况、收入状况、就业状况等不同,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的收入也不同,这又是国民收入的一次重新分配。经过税收和福利支出这两次社会性的重新分配,社会成员的最终收入发生了重大调整和改变,因而不仅是分配社会化的突出表现,也是个人收入状况与个人财产占有状况日益背离的表现,是使社会分配公正化的重要途径。

第二,职工工资从由企业资方决定转为由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决定。工资是劳动者收入的基本来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资也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其价格高低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同时,由于劳动力处于资本的从属地位,劳动力价格也是由资本或雇佣劳动力的资方决定的。这种状况在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改变,其突出表现就是各国都以法律形式确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与资方的雇主协会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待遇等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在谈判中双方达成的协议,双方都必须遵守和履行。每年工会和雇主协会根据劳动生产率、物价、经济形势等变化达成最低工资额和工资涨幅的协议,公之于众。这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待遇已经不完全由市场和资方决定,而是在会议桌上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它表明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这些社会组织在社会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增强,表明分配机制的进一步社会化。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同一工种和同一技术水平的工人因在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区就业而收入水平差别很大的问题,增强了分配的公平性;也在颇大程度上扭转了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时企业大幅降低工人工资的趋势,增强工资变动的刚性。

第三,还应指出:在劳动大众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信用经济和股份经济发展中,国民收入分配的各种形式在各阶层中日趋普及化。在市场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分配主要表现为工资、利息、利润(红利)三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中,工资是劳动者取得收入的惟一形式,而利息和利润则为有产者所独占。战后以来,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普通居民储蓄和购买股票的现象日益增加和普及,因而劳动者也以利息和红利的形式取得一部分收入。同时,包括企业经理、高级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在内的“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其资本价值的实现形式主要是工资,也就是他们也进入了“工薪劳动者”的行列。这样,收入的各种形式也就在这个阶层中普及了,或各阶层收入形式的多样化,也是分配社会化的一种表现。

总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配社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分配社会化的发展,使分配日趋走向公开化、公平化和公正化,使其发挥了调动各阶层劳动积极性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发挥了促进社会稳定的效应。这也正是战后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得以较快增长、企业竞争能力得以较大提高、罢工风潮得以缓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

前面我们对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三个方面的表现分别进行了论述和分析。这三个方面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是互为条件、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加速了西方发达国家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所谓私人资本主义就是古典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建筑在三个基点上:(1)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共产党宣言》写道:“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最完善的表现”[1](P480)。正是由于这种私有制使资产阶级“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须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的独占者”[1](P358)。正是由于这种私有制,才使“私人资本家”拥有“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1](P369)因此,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1](P480)(2)这种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所以能确立起来和维持下去,或者说,资产阶级所以能长期在社会中处于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独占者的地位,是由于它拥有了剥夺其他一切阶级私有制的手段。资产阶级靠着产业革命创造的机器生产和扫除封建势力而形成的自由竞争,不断地摧毁着无力拥有昂贵的机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小资产阶级、农民这些小私有者,剥夺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日益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成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够经营大工业,经不起大资本家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式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中间的各个阶级补充起来的。”[1](P474)(3)这种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所以能使资产阶级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或者说所以使无产阶级难以摆脱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是由于无产阶级的所得只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无力积累财产,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这个“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只得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1](P359)“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为工人的生命所必需的一份生活资料。所以,雇佣工人靠自己劳动结果所占有的东西,只能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东西能为什么人造成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利。……它使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1](P481)

上述三个基点,即资产阶级私有制及支持这种私有制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经济不断被淘汰沦为无产者以及这些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雇佣所获得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其最低生活或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没有剩余积累形成资本或转化为有产者的可能性。这三个基点又以两个条件的存在为前提:(1)生产力发展处于比较低的阶段。一方面,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没有产业革命,没有机器大工业,资产阶级就没有战胜和淘汰广大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物质手段。因为“产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器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制造出来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制造出来的既好又便宜。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全部工业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那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资本家很快就侵占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1](P357-358)而另一方面,这种私有制的存在,又是生产力不发展的结果。“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就看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1](P365)反过来说,如果生产力规模发展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地步,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了积累财富的条件,资产阶级垄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维持其私有制的条件也就丧失了。(2)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资产阶级维持和巩固其私人所有制的重要社会条件。因为“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界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1](P362)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了自由竞争,政府对市场自由竞争进行了干预和限制,就意味着削弱或妨碍了他们吞并小资产者和剥削无产者的能量,因为在自由竞争中总是大鱼吃小鱼和强者吞弱者。

以上就是私人资本主义及其建立和存在的基本条件。从上面关于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的论述中,我们看到这些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私人资本主义生存条件在削弱和缩小,社会资本主义的成长条件在增强和扩展。应该看到,在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将“社会资本”称为“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2](P498)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在满足日常消费之后还有越来越多的剩余的时候,个人资本或私人资本就会形成起来,就会排除少数人对资本的独占或垄断;只要社会形成了将个人资本联合起来的组织和机制,个人资本就会转化为社会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个条件都已形成并在不断向前发展。在科技革命推动下,劳动者薪俸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和中层阶级的不断发展,股份公司及其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都给个人资本和其联合的社会资本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从而为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提供了基本条件。所谓社会资本主义,其本质当然还是资本主义,但已不是私人资本一统天下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资本日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已不是自由竞争横行天下的资本主义,而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广泛干预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已不是只有生产资料才能成为资本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日益知识化、智力化和人力化的资本主义。这种社会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形成和发展中,今后还将继续向前发展。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阶级选择的和可以阻止的,它是科学技术、社会化生产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不是距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就其历史地位来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

收稿日期:2002-06-2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国情摘要[R].华盛顿:美国商务部,1994.

资本主义范文第4篇

一传统的看法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共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马克思自然被归入第一类。韦伯是第二类。诺斯(DouglassNOrth)应属于第三类。也许这种把作者简单归类的办法会误导读者。事实上,韦伯和桑巴特以后,黄仁宇,余英时,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时先生又称韦伯和他的立场为“历史多元论”,以别于”一元论史观”。极而言之,从西欧历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时代,古希腊,……)都会使现在西欧北美的社会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一直认为中国即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后来由余英时先生再度提出。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信贷关系的拓展”扩充理解为“一般的合作信任关系的扩展,那么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可以涵盖在“一般信任关系的扩展”这一个条件里。不仅专业经理人员的任用依赖于“人关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术的分享和法律,会计,契约等等的可计算性,都是职务于“信贷关系的扩展”这一目的的。这就要说到哈耶克后来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说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是有极扎实的根据的。他的根据首先是,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所以自“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废封建,建郡县”,两千年以来徘徊于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梁漱溟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缺失的原因,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搞个清楚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他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庸与主调和的。即使我们无视“宗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说法,假设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国人会把任何一个工作推进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人”必须从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种种“生活的艺术”异化出去,变成大机器的奴隶。对于按照狭窄的“科学方法”组织分工以至人生,诚如冯友兰论及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的,中国人认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换句话说,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又例如许倬云强调资本家参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我们考查的最后结果也许仍是不了了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德克海姆的“有机的社会”)。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韦伯的另一项研究也可以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论证说,现代西欧“自然法”的真精神在于“自由”或准确地说,“契约的自由”。由于这种契约的自由,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法”部分地导源于宗教运动中那些理性的宗派,部分地导源于文艺复兴时“自然之道”的理念。于是“理性”与“自然”成了自然法判断案例合法性的两个基本判据。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剩余”,正是他们的“企业家才能”使自由劳动得以组织起来,去获取“剩余价值”。如果说这是“剥削”,那么可以认为“剥削有功”。

桑巴特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单独地得到解释。我们从陶普的书里读到桑巴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其经济的或生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求得理解。只能从那个激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体(thetotality)去寻求。桑巴特把这种整体精神概括为“布尔乔亚的精于计算和理性的企业精神”。这种总体演变的看法受到余英时先生的重视。后者早在1958年就著文介绍芝加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奈夫(JohnNef)的著作《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余英时试图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精神基础。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有意识地定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根据余英时的介绍,奈夫的博大著作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欧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帝王所赞助的艺术结合的产物。其间对艺术美的追求发展了科学(例如绘画与光学,几何学和化学;雕塑与解剖学;建筑与力学和几何学),同时道德生活的体验培养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约”精神(民主的前提)。“赛先生”和“德先生”由是而生。余英时专写一附文论述西方此一时期道德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相通之处,并认为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产生的“同情的理解”盖源于此。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最后的看法”

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通过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和扬格(奈特的论文导师),欧洲学术传统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那种贯彻始终的自由主义得以融入芝加哥学派。从芝加哥传统中,科斯(RonaldCoase),张五常,和德姆塞兹(H.Demsetz)吸收了足珍的养份来参与建立“新制度学”的工作。这样,从马克思到康芒斯到诺斯,制度研究最终由“批判的”演变到了“建设的”,并且在主要结论上与哈耶克的看法交相印证。事实上,诺斯的主要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开篇就说:他的制度研究旨在搞清楚“人类合作的游戏”。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在书的扉页哈耶克引了对他思想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思想家的话来支持他的宗旨。佛格森(AdamFerguson):“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休谟(DavidHume):“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门格尔(CarMenger):“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中,却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从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上一节的主题:资本主义与传统。哈耶克达到这一认识的路程可说是艰苦,孤独,和漫长的。从使他名声大振的反社会主义观点——《通向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到他如日中天之作——《自由宪章(TheConstitutionofLiberty)》,再到他晚年定论——《致命的自负》,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

1920年代,当社会主义思潮终于具备了燎原之势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认为是孤独的呐喊。即便当时,与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显露出哈耶克深远的关杯。米塞斯批评兰格与勒那(A.Lerner)的“有效率的计算机社会主义”时强调两个因素:(1)全面计算之不可能性,(2)“利润”与“价格”在公有产权下不可能提供有效率行为的激励。这代表着当时杰出学者的看法。而哈耶克在该书中所表达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强调,企业家或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思想者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对思想的控制最终必定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实质在于“思想的自由”)。因此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就长期而言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正如卡尔多所说,“效率”无非就是千万人日常的改进工作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论”的哈耶克就这样说明了使“一般均衡”之所以有效率的那个真正的“微观基础”——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所有方向上创新的自由。后来他在(致命的自负)里批评“宏观经济学”时又表述了这一思想;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于是一般均衡或“看不见的手”才是有意义的(我非常同意哈耶克紧接着说的:奥地利学派“边际价值”革命的这一意义到今天还被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看一看今天经济学里边以数学代替经济学的倾向吧)。

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自由宪章》。用他后来的说法,那本书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刻画出一个愿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应当遵守的宪法原则。然而,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在七十年代意识到,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蓝本的欧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乌托邦。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达到了这一结论:那些制订了美利坚和法兰西自由宪法的国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了。这个结论的逻辑的后果就是对修正宪法的思考。布坎南思考的结果是他1975年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哈耶克思考的结果是他1973、1976、和1979年分别发表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这时的哈耶克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几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哈耶克提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他称他自己和卡尔·波普属于“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noary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属于“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

哈耶克对“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带进了自然科学,他曾于五十年代初写了《感知的秩序》(theSensoryOrder)。后来又研究“控制论”,“系统论”,“协同学”等。他涉猎宗教史,科学史、艺术史,原始迷信和人类学,语言学,性,人口学,心理学和生物认识论等等。他是对一切知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最终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争论的一方在哲学上陷入了谬误。任何能够直面真理的人(不论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应当能够纠正这一谬误。(多么西方式的纯学者态度!做为中国人我总是使我的理解带上感情色彩。)

1988年,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我已经说过,这里的“谬误”是哲学上的)。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林统生认为是“最艰深难读的”。像一幅抽象画,一本抽象的书是要读许多遍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本书,但是做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四个命题来概括哈耶克在这本书中的思想。

“命题O”就是我在本节第二段里译的那句话,即“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扩展秩序”。这里,扩展秩序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1)它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哈耶克曾长期使用“SpontaneousOrder”这个词,即“自发的秩序”。如前述,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理性只应当“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哈耶克说,罗马帝国的贸易扩展是人为的扩展,其衰落是必然的。(2)它必须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诺斯研究的那些原始部落,虽然有自发的交易,却无法不断地扩展到部族以外。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道德与文明程度必须相应地提高。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不可能适合于扩展秩序的。

命题一:“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哈耶克论证说,人由动物状态进入文明,是靠了从传统中学习。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聪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须通过教育才变得聪明,理性,有良知。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规范下的人际活动使理智得以成长。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理性的进化桥梁是传统。

命题二:“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这里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逻辑上的,没有“权利”就谈不上对权利的侵犯,从而就谈不上“正义”。这是洛克的原义。第二层意义指涉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包含“正义”理念的看法是荒谬的。“……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的起源,哈耶克称为“权利的分立(severalproperty)”,并声称“分离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国内的经济学家如周其仁在八十年代初认识到“市场运作的前提是利益的分立”)。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利的分离,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

命题三:“在扩展秩序下,行为的终极目标大多是为理性所认识不到的。”这是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卷一的看法。他批评“科学主义者”对人的判断,建构,和示范的能力作了错误的假设。在观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在观测者周围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可能观测到并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他不可能(通过与其他人的彻底交流和沟通)观测并理解在广大范围内发生的全部事件。“传统”是借了众多的人的心灵保存和传承的,所以是大范围事件。做为传统的主要部分的“道德”,它的效应于是不可能被任何个人的理性全面把握。哈耶文写道:“大部分知识——我承认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点——不是从直接的观实与经验得到的,而是通过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获得的。”命题三的另一层意义是,如哈耶克所说:人们“习得传统是为了应付未知。”注意,诺斯1990年那本书的主要部分就是论证非正规约束做为制度在“不确定性”世界里演化的重要方式。诺斯的非正规约束其实就是“传统”。对于“未知”,理性是毫无办法的。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信赖那个经历了无数未知而使人类幸免于难的“传统”。然而这里的“理性”已经不是西方人的“理性”了,按照梁溟《中国文化要义》(章七)的说法,西方人的理性应当叫做“理智”,那是追求客观的(可观测的),冷静和非人情的“理”。而中国人的理性则真是一种性情,一种“求正确之心”的“情理”。总而言之,理性对于传统应当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而不是狂妄的“改造之和设计之“的态度。

最后我回到第一个命题,资本主义应当被称为“扩展秩序”。从扩展秩序的概念看,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确实是有些误导了。那是因为按照前述“传统的看法”,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总是围绕着“资本”的种种性质(社会史的,金融的,雇佣劳动的)。在哈耶克看来,“资本”只是人类合作的秩序由以扩展的手段之一,它甚至不是必须的。例如,资本雇佣劳动的情形在知识社会和人力资本的时代不会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后三个命题合起来说就是,扩展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私有产权为运作基础的,而私有产权的道德基础则是由传统提供的,理性试图对传统进行整体设计和改造,那只表明“科学主义”在哲学上的谬误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应当指出,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概念是对“资本主义’仅为历史过程的一个抽象。它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哈耶克认为“扩展秩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

资本主义范文第5篇

一、世界左派历史理论的崩溃

世界左派曾拥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轨迹,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轨迹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轨迹。但它们今天几乎顷刻之间彻底消失了。

法国大革命是一种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的被广泛认可的历史理论的象征,这种理论相信进步,相信人性本质上是理性的,认为历史是线性前进的,总是朝向良好社会发展的。不仅左派信仰这一历史理论,多数自由中派和部分右派也认可它。这种历史理论有诸多变体。例如,美国人想以美国革命作为它的象征,而英国人想以英国革命作为它的象征。另外还有人剔除了这一理论的政治革命因素,认为历史是世界经济的平稳的商品化进程,或是选举制度的平稳扩展,或是国家历史使命的实现,等等。但无论其差别如何,它们都相信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不可逆性。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历史理论,因为它相信“历史站在我们这边”,并提供了大团圆的结局。这一理论甚至也鼓舞了特权者,他们认为最终人人将享有特权,因此受压迫者也就不必抱怨压迫者现在必要的压迫了。

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它传达的信息是,以法国革命为象征的历史理论并没有完成,因为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还受着组织为政党或国家的群体的压迫。这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只被世界一部分左派信仰,它比法国大革命更具乐观主义。

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历史进步理论,尤其是列宁主义,都变成了可疑之物。相当多的世界左派开始怀疑上述历史理论的正确性。原因何在?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解释。中派和右派认为,世界左派误读了这一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某种程度上仍然正确,但是应当将良好社会界定为这样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掌握在非政府的部门手中,并不受约束地自由流动。这种空想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我相信再过10年就不会有人记得这种疯狂的妄想了。部分世界左派的解释认为,原初理论仍然正确,左派只不过遭受了暂时的挫折,--(……此处有很多缺的地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区的过程。而这些新地区的工人经过一段时间后(比如大约20-50年)也会组织起来,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于是资本家再度“逃走”。可是今天,资本家已经几乎无处可逃了,力图放慢工资上涨的进程显得极为困难。原材料、机器等投入和基础设施成本上升缘于同样的原因。资本家降低成本的主要机制是对其中的一部分不支付,而通过损害共同利益的方式获得。这称作成本外化。成本外化的方式有三:将废物转置到他人那里而又不支付处理费;以开采价购买原料而不支付原料再生所需的代价;使用由共同支出建造的基础设施。前两者意味着要不断寻找新的废物堆弃地和原料产地,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展到全世界,这样的地方越来越难找了。环保生态运动的兴起也阻碍了这些做法。第三种机制则意味着不断增加税收。

税收的增涨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用政治学家的话说叫做世界的民主化,其后果是福利国家制度的扩展。人们要求的底线越来越高。这也是政治稳定的代价。最后,资本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要为成本上升负责。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工资、对某些成本进行内化、支持福利国家制度,以取悦工人阶级,提高生产效率。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成本的不断上升及世界范围的利润收缩。

三、世界左派的传统策略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危机时,不同的政治力量会作何反应呢?该世界体系的上层会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大多数,他们将陷入混乱中,求助于短视的政治手段。另一类少数有远见和洞察力的人知道当前的体系行将崩溃,就创建一个新的体系并力保在新的体系中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惟一可行的策略便是改变一切以保存一切。无论如何,这个小群体的所作所为将是吸引人的和具有欺骗性的,他们会将自己的动议包裹在激进和进步的外衣里。

战场的另一方也寻求重建这个世界,但是目的是使它变得更为民主和平等。这就是世界左派。当共同追求这两个目标的左派坚定地团结到一起时,实现他们所希望的重大变革就非常具有可能性。但当前世界左派软弱、绝望。在斗争中我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19世纪以来世界左派策略的失误何在呢?世界左派策略的中心是“两步走”:首先夺取政权,然后改造世界。这种策略把控制国家机器作为克服特权阶层深厚的经济和文化权力的惟一途径,作为保证新型制度得以建设和维持的惟一途径。社会变革的其他道路被看成空想。尽管两步走看起来是惟一实际的战略,但它现在失败了。这是因为,一旦实现了第一步---而且确实在许多国家实现了---新政权看来不能够实现第二步。这正是老左派幻灭的根源。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某一政权如果没有如它所承诺的那样改变世界,那是因为领导者在某种意义上“背叛”和“出卖”了事业。但领导的背叛如同群众不觉悟的说法一样,没有说服力。这里根本的问题不是伦理的或心理的,而是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的国家拥有诸多权力,但它们并不是全能的。当权者不能够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他们仍然在台上。当权者实际上严重受限于各种制度,尤其是国家体系。这是一个结构性现实,任何一个执掌政权的社会主义取向的党也必须面对。

造成上述两步走策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左派的分析判断有三个偏好,正是这三个偏好将左派推往国家主义。

第一个偏好是认为同质好于异质,集权优于分权。这一点源于认为平等意味着同一这一错误假设。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思想家早已对平均和公平作了区分。但是对于急于求成的革命者而言,集权和同质化似乎是最简易最迅捷的道路。

第二个偏好实质上是相反的。既然偏爱单一化,那么其逻辑结果应当是创造一个单一的世界运动并倡导世界政府。但现实世界是一个多国家体系,其中国家有强有弱,这就使得社会主义运动把国家作为在世界体系中保卫集体利益的机制。弱势国家的弱势群体在反对边缘化和压迫的斗争中除国家外看不到其他武器,他们认为掌握了国家结构就可以掌握自己。

第三个偏好是,在对待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时,多数人都心照不宣地漏掉“博爱”;而自由主义中派还认为“自由”高于“平等”;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只有“自由”是关键,“平等”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彻底抛弃掉。世界左派,尤其是列宁主义一支,认为平等优于(政治)自由,这也是错误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自由与平等不可分离。在受制于不平等地位时人们不可能“自由”作出选择;而如果一个人没有其他人所享有的自由,他也就不是“平等”的。

四、世界左派的新策略

今天,世界左派处于困境。左派的错误、左派策略的失败,是左派所反对的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必然结果。左派昨天的失败和今日对这一失败的承认使左派有可能明天实现他们的目标。在新世纪上半叶,将有一种新型历史体系建立起来。那我们应当如何着手呢?我们首先能够做的事情是分析。左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以前对世界的分析没有做好。在这里我可以提出以前一再提出过的几点建议。第一,要重视分析基础的选择。合适的分析基础是现代世界体系,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二,要用长时段进行分析,区别历史体系的周期规律和长期趋势,找出其产生期、准规范运行期和整个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期。第三,要理解体系进程的复杂性。第四,要重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的反体系运动和知识结构的制度性作用。第五,作上述分析的前提是,不要用那些我们主要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概念来满足今天的需要,来反映今天世界体系的地理文化。许多这样的范畴已经成为我们采取有效行动的巨大障碍。

但分析本身还不是行动。左派应当如何行动呢?行动要求组织,200年来世界左派认为组织意味着高度协作,认为一个单一的等级制结构是最有效的也可能是惟一有效的行动形式。但事实证明这一信念是错误的。世界左派的社会成分差别悬殊,各自面对的是大量的不同问题,产生自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近年来美国左派口号“彩虹联盟”和法国左派词汇“复合左派”,便承认了左派的这种状况。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建立新型左派联盟的努力,这一思想的内核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人们组织到对他们有意义的形式当中,只要这些组织愿意沟通,形成有意义的联盟,那么我们的力量就增强了。这并不是议会政治。它能够在从地方到全球的各层次上运作。

这样的联盟首先应当“迫使自由主义者变成(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迄今为止,自由主义者并不想履行他们的夸夸其谈,在当今世界体系中,人们在很多地方都没有个人选择自由。自由主义者限制移民,施行专利制度,使人们的生活依靠财富,如此等等,这都是反自由主义的。

另外,我们还应当提出自己的正面纲领。20世纪60年代,左派将重点放在经济结构上,他们或多或少倡导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国有化。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左派政党或组织再提社会化或国有化了,有的甚至提出相反的建议。他们把重点放到了性别、种族上的不平等上。左派应认真关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复合不平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是需要我们着手消除的。这需要真正的民主方式,即真正人人参与。

但左派在关注复合不平等之余,却大大减少了对重建基本经济制度的关注。如果资本主义崩溃了,我们还有实现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替代性纲领吗?这个目标是要建立一种使共同福祉最大化并使分配公平的合理社会体系。可是当今世界左派,一部分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新”思想只不过是稀释过的中派管制资本主义体系的政策,另一部分人则念念不忘昔日的时光,此外没有任何新的有效纲领。这显示出严肃思想的贫困。

关于基础性经济制度,世界左派应当面对这一责难:生产资料非私有制导致浪费、对技术效率失去兴趣和腐败。就“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而言,这种批评并非不正确。至今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权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但它们的应对措施是在它们的制度内为私有制辟出大片空间,并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尽管这样做可能会解决某些短期经济困难,但它却不能够解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寻求解决的基本问题,即消除巨大的不平等和巨大的社会浪费。

我认为可能还有另外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它既可以吸纳私有制的多数优点又可以消除其多数负面影响。这就是把生产活动置于中型的、分权的、竞争性非赢利结构里。其中的关键是非赢利,即没有人得到“分红”或“利润分配”,全部盈余或者返回该组织或者通过税收收集起来再进行其他投资。这其实已经部分被试验过了。美国的多数大学和医院两个世纪以来就是按照上述原则运作的。多数国家的医院和大学尽管传统上由国家承办,但也是非赢利的和充分自治的。这些机构并不比赢利性机构运行得差。这些原则当然可以推广到生产领域的企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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